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中产阶级的表里

    很喜欢这篇文章。虽然我现在还不属于中产阶级，但我想，在中国，每个人的生活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大到追求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小到住宅拆迁方式和补偿，生活中处处有政治，你想躲都躲不掉，只能硬着头皮不断前进。

● 陈迎竹  2010-03-31

中国早点－黄浦新陈

　　去年飙涨的房价在中国各大城市引发关注，蜗居的渴求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必须艰难奋斗的人生目标，也引起社会一阵对“幸福”问题的探索。

　　不久前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表的调查显示，随着各种专业领域人员的增加，以月入至少5000元人民币（约1024新元）为定义的中国中产阶级，目前约占总人口的23％，虽然比例和相对先进的社会比还低很多，但绝对人数却差不多达到3亿。

　　各种对社会问题、生活品质、文化品味甚至国家大事的反思，在城市里越来越多，几乎就都来自这一群人。

　　但是这些现象对西方部分媒体来说却产生一些困惑。最近美国一些媒体关注到这一现象，不只是中国，而是许多后发国家，包括金砖四国，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却对政治自由、民主等课题看似不感兴趣，甚至倾向希望有比较强势的政府。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带来大量中产阶级，进而产生对政治民主化的需要，都是自由世界对经济与政治发展关系的认知，但是这一“常识”在全球化的当代却似乎失灵了。首先是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观念在二三十年前就被少数后进国家的实际情况所挑战，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再对照亚洲老牌民主国家印度的情况，这一观点几乎要收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更是为此雪上加霜。

　　经济欣欣向荣的后发国家是不是把部分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和民主机制的功能混为一谈，其实还没有出现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是为了经济上的西衰东盛而发出类似的忧虑，也从某种角度说明西方人的焦虑感。

　　经济腾飞的理由众多，但后发国家基础低，表现因而亮眼，肯定是个原因。但也因为后发，许多课题其实比政治变革更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关注，包括个体的经济利益、与生活相关的公平问题（例如公务员考试）、生活质量如何提升、个人生活享受以及与此相关的物价等问题，甚至各种“炒”的活动。

　　在后发国家，这些课题对于刚刚脱离物质稀缺年头仅仅一代的人来说，记忆犹新，相对于政治就显得更实在也安全得多。所谓小资情调其实正是对严肃议题的回避。

    但是回避未必是因为不关心，反而是凸显了中产“精打细算”的特质，在计算过政治风险之后的选择。这些刚刚富裕的社会，中产仍然有许多贫穷阶级作为对照，也有很多政治黑暗面提供借镜，只要政治的控制与威慑力继续明显存在，中产就会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与自身相关的课题上，同时倾向于接受社会整体条件不足之类的理由。

　　在这个阶段会出现的悖论是，不愿精打细算的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炮灰，但没有这些人，中产永远只能做闲情小资，很难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却要面对政治腐败的更大风险。

　　其实与自身相关的事务很多时候会累积成与政策和政治相关的事务，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因为中产阶级在社会阶梯上的发展越往上越普及，所将触及的事务也就更多元更复杂，再不感兴趣的人都难免对政治提出质疑，进而要求参与、说话和纠正的权力。

　　西方民主政治不是一夜诞生，今天的世界更多了其他的政治体制作为参照，这也为中产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提供“犹豫”的机会。所谓中产不关心政治自由的问题，不应该被视为“现在这些地方”的中产和“过去那些地方”的中产的差异，而是整体社会现实与文化特性结合之下，中产对自己处境的选择与忍受能力的不同所产生的一时差异，它最终必然要因为中产本身的利益而面对权力稀释、分流乃至重组的局面，也就是民主到来的时候。